“这东坡肘子做的可以哦，卖相相当不错，在眉州酒楼已经可以端进包厢！”孙杉说道。

“明明是第一回做，甚至连菜谱都是中午才刚拿到的，还真给他做出来了，大海师兄也没指点几句啊。”于洋左看右看，也桑忍不...

三月头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青石巷口的雾气还没散尽，陈建国就蹲在“蜀香阁”那块掉了漆的木招牌底下，用一块旧毛巾反复擦着玻璃门。毛巾边缘已经磨得发毛，擦出来的印子却比雾气还顽固。他呵了口气在玻璃上，又赶紧抹开——不是怕脏，是怕待会儿周沫沫来，看见灰扑扑的门面，又要皱着小鼻子说：“陈叔，这不像饭馆，像仓库。”

话是玩笑，可陈建国知道她不是随口一说。这丫头从年前腊月二十三开始，每天七点整准时推门进来，雷打不动，风雨不误。不是来吃饭，是来“脱盲”。她自己起的名儿，《周沫沫的脱盲日记》，写在一本硬壳笔记本上，扉页还用蓝墨水歪歪扭扭画了只小辣椒，旁边标注：辣度五颗星，知识也得这么劲儿。

陈建国把毛巾搭在门把手上，转身进屋。灶台冷着，但案板上整整齐齐码着三摞东西：一摞是油印的《川菜基础识字卡片》，红底白字，是他托印刷厂老张连夜赶制的；一摞是抄满拼音和笔顺的练习本，封皮上贴着张便利贴，写着“今日目标：认全‘花椒’‘豆瓣’‘醪糟’三个词，组句不少于两句”；最上面那摞最薄，只有五页纸，是周沫沫昨天交的“作业”——《我第一次炒回锅肉》。字迹比前日工整些了，可第三段里把“煸炒”写成了“编炒”，还加了个括号解释：“编，就是编辫子的编，炒的时候要像编辫子一样翻来翻去，不能糊。”陈建国当时看着，笑出声，又赶紧拿红笔圈出来，在旁边批：“煸，火字旁，是用火慢慢逼出油的意思。不是编辫子，是‘逼’出香味。”

他把作业本轻轻压在油印卡片底下，像是压住什么不敢惊扰的活物。

八点零七分，门铃响了。

不是那种清脆的电子音，是根细铁丝拴着铜铃铛，人一推门，铃铛就晃荡着撞在铁皮盒上，“当啷”一声闷响，像老式座钟报时，慢半拍，却沉实。

周沫沫裹着件洗得发白的鹅黄色灯芯绒外套进来，头发扎得高而紧，额角几缕碎发被晨风卷得翘起来，手里拎着个印着“红星副食店”字样的旧布包。她进门第一件事不是打招呼，是直奔墙角那张矮凳——那是她的“学习专座”，凳面磨得油亮，边角都圆润了。她放下布包，掏出笔记本、铅笔、橡皮，再从布包最里层摸出个玻璃罐子，拧开盖，一股微酸带甜的酒香漫出来。

“陈叔，醪糟好了。”她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刚蒸熟的糯米粒上浮着的那层细密水珠，“我按您说的，泡米十二个钟头，蒸透，晾到手心温乎，拌曲子，装罐，盖纱布，放棉被里捂着。昨天半夜我摸了三回，都热乎着，今早一打开，全是小气泡，甜丝丝的，没一点馊味！”

陈建国没说话，只伸手蘸了一点尝。舌尖先触到凉意，接着是柔和的甜，尾调泛起极淡的酒香，像春水初生，不冲不烈。他点点头，把罐子往灶台深处推了推：“留两勺做汤圆馅，剩下的中午炖蛋，给你补脑子。”

周沫沫立刻笑弯了眼，低头翻开笔记本，笔尖沙沙地写：“三月一日，晴。醪糟成功！陈叔说我的手温刚好，像体温计。”写完又抬头，忽然压低声音：“陈叔，我昨晚上……又梦着那张纸了。”

陈建国擦灶台的手顿住了。

周沫沫说的“那张纸”，是腊月二十七夜里，她揣在怀里、跑过三条街、最后塞进陈建国手里的东西。一张叠得方正的A4纸，边角被体温和汗水洇得发软。纸上没有字，只有一枚鲜红指印，按在右下角，像一滴凝固的血。指印旁边，用圆珠笔潦草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沫沫，妈签的，你替她看一眼。”

那是她妈签的离婚协议书。男方名字栏空着，女方名字栏写着“周秀兰”，字迹抖得厉害，仿佛落笔时手在筛糠。而周沫沫，连初中都没读完，连“离”字都写不利索，更别说看懂条款里那些“共同财产分割”“子女抚养权归属”“一次性补偿金”的黑体加粗字眼。她攥着那张纸，在青石巷口站了四十分钟，冻得鼻涕直流，才鼓起勇气推开“蜀香阁”的门。

陈建国记得她进门时的样子：脸冻得青白，嘴唇发紫，可眼睛烧得通红，像两簇不肯熄灭的小火苗。她没哭，只是把纸往他面前一摊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：“陈叔，这上面写的啥？您教我认。”

他教了。

一个字，一个字，掰开揉碎，用锅碗瓢盆作比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