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定期派遣骨干教师来疆进行“短学期”教学或专题培训，把最新的知识带过来。

同时，也可以选拔农校的优秀青年教师，到内地院校跟班进修。”

“第二，中期靠“本土培养”和“兵团支援”。”

他看向陪同的李邦国司令员，“兵团有很多实践经验极其丰富的技术骨干，老模范，他们可能理论表达不强，但手上全是“真功夫”。

是否可以建立一种“特聘实践教师”制度，请他们到农校带实习课，讲案例分析？这既能解决师资缺口，又能让教学更接地气。”

李邦国点头，“这个法子好！我们兵团不少老机务队长，植保员，经验顶得上一个教授！就是缺个上讲台的名分和渠道，这事，兵团可以全力配合！”

游方继续道，“第三，长期要靠自身造血。八一农校将来是否可以考虑，选拔优秀毕业生，保送到高等农校进行定向培养，学成后回校任教？

形成良性循环，另外，教材也需要改编，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，要增加新省特色作物栽培，干旱区灌溉管理，盐碱地改良等本土化内容。”

老部长边听边点头，对农校主任说，“游方同志这些建议，很有操作性。

你们尽快整理一个具体方案，需要部里和兵团协调支持的，提出来。边疆农业要发展，首先要解决教农业的人和学农业的人的问题。农校这个环节，卡脖子，也最关键。”

考察完教室和实验室，一行人来到校外的实验田。

这里种植着棉花、小麦、甜菜等作物，长势明显优于旁边普通农田。

一位维吾尔族老教师正在给学生讲解棉花打顶技术，语言生动，手势比划，学生们围听得津津有味。

老部长驻足观看良久，对游方和李邦国低声说，“看到没有？农业技术推广，最终要靠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老师和学生，深入到每一个生产队、每一个公社去。

我们制定再好的政策，规划再宏大的项目，如果没有这些扎根基层的技术“二传手”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”

他转向游方，语重心长，“你管西北农林科教，眼光不能只盯着大学和研究所。

像八一农校这样的中等专业学校，甚至是更基层的农技推广站，才是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。

这方面的体系建设，人才培养，你要多花心思，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。”

“是，首长，我记住了。”游方郑重回答。